【权威解读】日本战史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
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》
抗战初期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，组织了淞沪会战、忻口会战、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，给日军以较大杀伤。在这些会战中，国民党军队的英勇作战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如淞沪会战，日本军方曾记载：“上海作战关于中国军之抗战意志与步兵之战斗力，一反三宅板（陆军省、部等均在此，故俗称三宅板）以往之判断，其主要原因为抗战意志坚定。中国军之步兵，虽在日军无情之炮击下，绝不由阵地后退。中国步兵战术之要求为近接日军步兵战线，一旦接近日军步兵战线后，则可避免日本之陆、海、空综合火力，舍身进入死地，死里求生，可谓彼等之步兵战术。”其中对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不无赞赏。
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机枪阵地
台儿庄战役
这一时期，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抗战意志十分顽强。1939年11月，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即曾提出：“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，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，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，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，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，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。只要该军存在，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。”其中对全民抗战的看法虽不无偏见，但亦可见他对中央军的评价极高。经过冬季攻势，日军对蒋介石的掌控力更是有了充分认识，认为国民党“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，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，绝对不容轻视，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”。他们还说：“从特种情报中所看到的敌人玩忽命令、敷衍塞责的现象虽然不少，但这次作战也已证明，敌人仍能大致保持命令统一，统帅部的威令不仅在正规军中，甚至深入到游击队的最基层。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至今仍然在全军中保持着统辖力量。因此，深感敌尚强大”。
为了打击国民党的抗战意志，日军第11军拟定了1941年春季击溃第五战区主力，夺取宜昌，继于秋季击破长沙、衡阳方面第九战区的方案。针对这一行动，国民党军队在宜昌战役中表现得十分英勇，几乎使敌人陷入绝境，以致日军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下令烧毁军旗、机密文件，指定各将官自尽位置，并做好设备及烧掉尸体的准备。在此役中，日军还发现：“在我阵地前，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，连长在前，军官继后，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。在一名战死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，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。”他们因此得出结论：“从总体上来看，我军是策划对长沙方面的攻势，而重庆军则在宜昌寻求主要战场。通过重庆军对宜昌的反攻，具体地说明了其战斗意识的高昂和作战规模的庞大。”
此后，国民党虽然将不少精力投入反共活动，但仍坚持抗战、苦撑待变。据日本战史记载，1941年初，由于美国通过《租借法案》，英中签订军事协定，美英还为中国提供巨额贷款，因此“自1941年春以来，重庆政权抗日意志的高昂不容轻视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国民党军队此时不仅在华中，而且在华北也给日军制造了长期的麻烦，以至于其感叹：“华北方面，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、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1战区的军队活动，治安情况极为恶劣”，特别是“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，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，成为扰乱华北，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”。鉴于对中条山的几次进剿均未得手，日军1941年初决定以华北为重点，由华中的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、由华东的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，转属华北方面军，然后发动中条山战役。但该年3月，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，沉重打击了日军第33师团，“因受这次作战的直接影响，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”。由此可见，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北的行动对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互相牵制作用。
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（日方称第二次长沙作战）中，第九战区就打得十分惨烈。早在1941年初，日军第11军即曾对第九战区的战斗力量做出了如下判断：“1939年秋季湘赣会战以后，该军未再受到我军打击，其战斗力已大体恢复，尤其第一线，与我军近接对峙，不断向我发动进攻，或以游击队破坏我后方联络线等，活动日趋活跃，颇有成为第11军宿敌之感。”为了消除这一心头大患，日军先后发动了两次长沙作战，但几次进攻均因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而告失败。1942年1月，第11军“冲进长沙一角，虽竭力进攻，但因重庆军顽强抵抗难以突破……遂决定返转（日军对撤退的另一种说法——引者注）”，“在返转作战中，遭到优势重庆军的侧击，并被切断退路，陷于苦战”。此战失利后，日军因伤亡惨重，“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，需要年余始能恢复”。同年4月，中国派遣军参谋宫野正年还曾在军司令官、师团长会议上报告：“敌战力虽然低落，但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，其情况各有不同。1、华南方面并无明显的低落，最近并有对我采取小规模攻势的情况。2、华中方面战力虽然降低，但对蒋介石的命令确能彻底执行。看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情况以及华中方面尚有蒋军嫡系的存在，不可对之轻视。”言辞中对国民党战力犹存显然不无忌惮。
鉴于这种状况，1942年5月，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提出：“试图利用大东亚战争序战的成果，摧毁重庆继续战斗的意志，其结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。重庆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动摇，今已明显……至此终于不得不采取以攻占重庆为目的之作战，别无他途。”这表明日本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抗战意志，已开始考虑直取重庆。同年8月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起草了《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》，其中也指出：“随着战争的继续，中国的国力及军事力量逐年下降，尤其大东亚战争爆发，主要补给路线已被切断后，其力量下降趋势更加明显，但蒋政权依靠国民党与中央军，不仅抗战决心及能力仍相当大，而且妄信联合军取得最后胜利。因此，按目前形势的发展，不能期待迅速解决中国事变。”为此，大本营提出了《5号作战要领》作为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的依据：“作战目的：在于消灭敌中央军主力，占领四川要域，摧毁敌抗战根据地，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。作战方针：中国派遣军以主力由西安方面、以一部由武汉方面进攻，消灭敌中央军主力，攻占重庆，并占领四川要域。”这个5号作战计划后来虽然因兵力和物质不足未付诸实施，但不难看出，日军此时仍将国民党中央军视为其在中国战场上的劲敌。
即便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，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，但仍不乏顽强抵抗者。如日军进攻河南，就发现“敌军斗志一般旺盛，我军发起冲锋以前，坚持抵抗，并且屡次进行反攻”。而衡阳之战，日本战史更记载：“敌利用河流、水泊及城墙等巧妙构筑阵地，守兵斗志极为旺盛。”以致日军几次进攻皆受挫，部队出现大量伤亡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远征军在中缅印战场也开始反攻，取得了辉煌战果，收复了大批失地，日本战史对此亦多有描述。
浙赣作战进攻要图资料图片
更关键的是，由于战争的持久和艰苦，有不少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动摇。早在1939年，日军便看出阎锡山的山西军“行动显见消极，苟延残喘于黄河两岸地区”，而蒋系军也“大部没有战意，希望归顺”，其游击队“丧失了战斗意志，希望归顺者有增加的趋向”。到1944年初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：“敌大半为中共军，与蒋军相反，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，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。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，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。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，中共军也占半数。但与此相比较，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，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。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，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。”这种来自敌人的判断充分表明，国共两党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天壤之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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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：王富聪 周冰倩